陜西省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，傳統(tǒng)民間音樂之一，白云山道教音樂由三部分組成，即經(jīng)韻曲調(diào)、笙管音樂、打擊樂。是以經(jīng)韻曲調(diào)、笙管音樂、打擊樂為主的獨具特色的白云山道教音樂，并成為道教音樂四大流派中最具地方特色的一派。被譽為白云神韻，圣境仙樂。

白云山道教音樂被譽為白云神韻，圣境仙樂。明萬歷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，北京白云觀道士王真壽等，持陜西布政使司貼來白云山總理教務(wù)，首次把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傳到白云山，因而白云山道教音樂具有古典音樂和宮廷音樂的雙重成份，既古樸典雅，又莊重肅穆。清康熙年間，白云山道士苗太稔云游江南各地，廣集名山道樂，因而，白云山道教音樂又具有婉轉(zhuǎn)優(yōu)美、清新秀麗的江南風格。在長期的演出活動中，道士們吸收佛教、晉劇、嗩吶、民歌中的曲調(diào)和技巧，形成了以經(jīng)韻曲調(diào)、笙管音樂、打擊樂為主的獨具特色的白云山道教音樂，并成為道教音樂四大流派中最具地方特色的一派。白云山道教音樂曾傳播四方，譽滿省城，至今這一神韻仙樂仍誦唱古觀，經(jīng)久不衰。[1]

歷史淵源

道教是中國本土產(chǎn)生的宗教。道教音樂和其它民間音樂一樣，必然與我國古代的歌舞有某種聯(lián)系，它的表演目的、表演場合及其表現(xiàn)形式，與古代巫覡（xí）占卜、祭祀與神勾通所表演的歌舞，在某些方面十分類似，這一點，在道教音樂為道教舞蹈伴奏時表現(xiàn)的更為明顯。這說明，就借鑒而言，初始的道教音樂其淵源可追溯到春秋前的巫舞樂。但從東漢順帝時張道陵創(chuàng)立五斗米道，至其子張衡，孫張魯在大江南北傳經(jīng)布道，發(fā)展“天師道”，道教活動中1都是直誦，即念經(jīng)。道教的1冗長，念經(jīng)的節(jié)奏呆板，語音聲調(diào)單調(diào)，缺乏生動性和吸引力，不利于弘揚道教。這種狀況使道教經(jīng)韻的音樂化成了道教發(fā)展的必然趨勢。關(guān)于道教經(jīng)韻音樂最早的文字記載見諸于南北朝時北魏嵩山道士冠謙之撰寫的《云中新科之戒》。北魏神瑞二年（415年），冠謙之為宣揚新道法，吸取儒家禮法儀式音樂伴奏的形式，仿效宮廷祭祀樂章的結(jié)構(gòu)，創(chuàng)制了道教經(jīng)韻樂章，明確提出了樂誦這一形式，自此，道教1改直誦為樂誦，改念為唱。以后的唐代、兩宋和明代是道教音樂的大發(fā)展時期。唐高宗、玄宗都曾令樂工創(chuàng)制道曲，宋代還設(shè)有主管全國道樂的云璈（áo）部，明成祖時更將道教音樂曲譜匯集成《大明御制玄教樂章》�；始业膮⑴c使道教音樂具有明顯的宮廷雅樂的特點。

白云山道教音樂活動是從明萬歷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開始的。明萬歷三十六年，白云山白云觀建成后的第三年，全真道龍門派第六代、北京白云觀道士王真壽持陜西布政使司貼來白云山作住持，主持道教事務(wù)，將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帶到了白云山。他與同來的張真義、景真云、李守鳳、趙常青廣招弟子，詮釋全真，講習1，傳授經(jīng)韻曲調(diào)，教練笙管吹奏和法器打擊，組建笙管樂隊，開展道教音樂活動。白云山現(xiàn)存一本本山道士屈圓恩1924年手抄的笙管曲牌工尺譜，此譜與后來見過的一本北京白云觀雕版印工尺譜規(guī)格大小一模一樣，曲牌名稱及排列順序完全相同，這更證明佳縣白云山道教笙管曲牌有一部分來自北京白云觀。

明代宮廷醮教活動盛行，當時宮廷“不齋則醮，月無虛日”。北京白云觀地處京畿，觀內(nèi)道士常為宮廷做齋醮道場，屆時還派道童充任“樂舞生”。受宮廷禮儀音樂的影響，其音樂自然就雜有宮廷音樂的成份，從北京白云觀傳來的佳縣道教音樂也就具有皇家宮廷音樂的典雅、大氣、隆重、莊嚴的風格特點。

清康熙年間，白云山道士苗太稔云游大江南北，廣集名山道樂，充實了白云山道教音樂。道教有一種叫《施食》的經(jīng)卷，各地全真道都念《鐵罐施食》，佳縣白云山道教屬全真道，念的卻是《三陽施食》。據(jù)傳，《三陽施食》經(jīng)卷及其曲調(diào)就是苗太稔從江南正一派道樂中學來的。因而白云山道教音樂，特別是經(jīng)韻曲調(diào)，又兼具江南絲竹、蘇杭吳腔委婉、俊美、清澈、秀麗的韻味。

舊時佳縣有十二個較大的佛教寺院，各寺院有不少精通佛教音樂的高僧，如昌來、通秀、得勝、召弟、昌海、妙如等都是佛教笙管音樂著名演奏家。解放前有錢人家講排場，喪事大操大辦，同時請僧道兩家做道場，稱作僧道對壇，那時各地廟會多，祭祀活動頻繁，僅佳縣一縣就有十一個清醮會，一個牛王會，一年要打十二個大醮，米脂、綏德、榆林、山西臨縣、興縣等地也請佛道兩家去打醮做道場，僧道一起做法事是常事。這就為僧道相互交流、相互學習創(chuàng)造了有利條件。每次相遇，他們都在一起切磋技藝，互授曲牌。白云山道教笙管曲牌《西方贊》、《三身佛》、《五身佛》、《千身佛》等就是從佛教音樂中吸收過來的。

民國初年，受時代朝流的影響，佳縣一些地方紳士請求陜西省有關(guān)部門允許白云山道士結(jié)婚。經(jīng)批準，一些有錢的道士結(jié)婚成家，群眾稱其為火居道，部分貧寒道士則未能成婚。已婚道士和未婚道士分為兩派，組成兩個道樂班子，外出做法事各走各的。為了承攬演奏生意，賺取生活費用，兩個道樂班子競爭十分激烈。競爭迫使他們必須豐富演奏曲目，提高演奏水平，以適應(yīng)群眾的欣賞喜好，滿足群眾的文化需求。在和人民群眾、民間藝人及戲曲團體的接觸中，他們不斷從陜北民歌、民間吹打樂及戲曲音樂中吸收一些曲調(diào)，充實到道教音樂中。如《張生戲鶯鶯》、《觀花》、《小娘兒上墳》就是陜北民歌器樂化了的道教笙管曲牌；《得勝回營》、《跌落金錢》等則是從陜北嗩吶曲牌中移植到道教音樂中的；而《鬼扯腿》、《急毛猴》等又是從晉劇曲牌中引進的。這種交流、吸收和借鑒，給道教音樂注入了生機和活力，大大豐富和發(fā)展了白云山道教音樂。

任何一種藝術(shù)都會隨著社會、歷史、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變革而時沉時浮，時興時衰。民國初年，混源教、瑤池道與1駐佳縣軍隊軍官勾結(jié)，借口白云山道士取妻成家，違犯全真道清規(guī)戒律，在廟會期間驅(qū)逐成家道士，剝奪道士的宗教活動權(quán)，嚴重干擾了白云山道觀的宗教活動和道教音樂活動。民國七年（1918年），白云山白云觀道士聯(lián)合一些地方紳士又奪回了宗教活動的領(lǐng)導權(quán)。1959年，混源教、瑤池道均定性為反動會道門，被政府取締。此其間，1955年，由道士馬至發(fā)、馬思忠、崔圓泉、康至恭、張明貴、張至祺等六人，組成白云山道教笙管樂隊，參加了陜西省第二屆民間藝術(shù)會演，演奏了《笙管曲牌聯(lián)奏》，獲集體演奏一等獎；管子吹奏者馬至法獲個人吹奏一等獎。這次演奏大大激發(fā)了道士們的演奏熱情，促進了道教音樂的發(fā)展。1963年，政府停止了白云山的廟會及道教活動，道士下山，回村務(wù)農(nóng)。此后的整個文革期間，白云山道教音樂再無聲息。1979年，在佳縣文化館的幫助下，白云山重新組建了道教笙管樂隊，排練了節(jié)目，在榆林地區(qū)民間文藝調(diào)演大會上進行了演出，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。時隔多年的這次公開演出，使人們開始正確區(qū)分宗教與封建迷信，重新審視、理智對待白云山道教音樂這一珍奇藝術(shù)。1980年，佳縣人民政府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恢復正常的宗教活動，為道士創(chuàng)造了演奏道教音樂的有利氛圍和良好環(huán)境。道士又重新上山進行宗教活動，白云山道教音樂又得以傳承、沿續(xù)。